他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还任校长奠基清华大学、振兴中央大学|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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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前校长罗家伦逝世五十周年,特发一篇相关文章纪念。今天我们怀念也迫切需要优秀的大学校长。
罗家伦,字志希(1897.12.21—1969.12.25)。浙江绍兴人。"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他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
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民国年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南京大学今天的校训"诚、朴、雄、伟",就是由罗家伦所提出。1949年到台,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著有《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文化教育与青年》《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革命文献》《国事百年诞辰纪念丛书》《中国人的品格》等书。
1917年,北京大学破格录取了作文满分、数学零分的罗家伦,他没有辜负胡适、蔡元培的赏识,在文学、史学等学术上颇有造诣,更是一手扯起了“五四运动”大旗,还倾力打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两艘民国教育史上的“航空母舰”。
踏入北大后,罗家伦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牵头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他起草了白话文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道:(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是五四运动中唯一的印刷品,印达2万份。
5月26日,罗家伦以笔名“毅”发表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概念。第二年,临近毕业的罗家伦又写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一文,指出:“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但他非常懊悔自己参加了学生运动,“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于是,罗家伦决意“一本诚心去做学问”,先后去美国留学两年,去欧洲游学四年。
1926年,罗家伦学成归国后出任东南大学教授,随后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任蒋介石秘书。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罗家伦时任占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严正交涉,严责日军。三个月后,年仅31岁的罗家伦以少将身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上世纪30年代初罗家伦(前排左三)等人在清华大学留影
“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如果说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振兴者,罗家伦则是清华的奠基者,如同罗家伦是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的振兴者,而郭秉文是中央大学的奠基者。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奠基贡献首推理顺体制,使清华大学由一所殖民色彩极浓的“留美预备学校”脱胎换骨为真正的“国立大学”。罗家伦淘汰冗员,延揽了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化学家张子高、地质学家翁文灏、数学家华罗庚等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大兴土木,建造的硬件设施中最漂亮、影响最大的便是图书馆;将清华工科提升到了与文、理科同等重要的地位。
此外,罗家伦还开清华女禁,在学校拟定的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对特殊人才,继承“破格”录取。钱钟书后来回忆道:“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语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
罗家伦年轻气盛,意气风发,改革急剧,同时身为国民党人的浓厚政治色彩,与一直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清华格格不入。后来,阎系人物提出了“清华人管清华”口号,校园里乘机掀起了“驱罗运动”。当时学生会大会上,要求罗家伦辞职的提案虽没有通过,但罗家伦知道学生要他辞职后找好友冯友兰等人商量。冯等认为,这是对校长的侮辱和挑战,因此应该提出辞职,以示反击。罗家伦采纳了这个意见,飘然而去。
▲1927年11月13日在上海,罗家伦与张维桢结婚照
陈寅格说:“像志希这样对中外学术都知道途径的人,在清华的校长中,实在是没有过!”他赠送罗家伦一副对联,上联是“不通家法科学玄学”,下联是“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对于此联,陈寅恪解释道:“志希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罗家伦晚年在《我和清华大学》中有一段自我评说:“我虽然主持清华不过两年,可是我相信我这两年中艰苦的奋斗,为清华大学打下了一个学术的基础”。罗家伦也借此积累了办学经验和教训,为他后来振兴中央大学奠基了坚实基础。
▲1928年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前排中)
“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事”
1932年8月,罗家伦应其北大老师、前中央大学校长、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之邀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一周后,他接受了任命,向行政院详呈中央大学发展意见。
罗家伦说:“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职位做过一个人情。虽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他 “凡可请专任者决不请其兼任”,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员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知名学者,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如中央研究院就有不少学者为中大兼职教授。
仅1933年,中大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博士施士元、后来提出“胡焕庸线”的著名学者胡焕庸。其他先后被罗家伦聘请的著名教授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张大千,著名诗人宗白华、徐志摩、闻一多,农学家梁希、金善宝,生物学家童第周,政治学家张奚若,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等。一时间,中大又如郭秉文时期的东大,群英荟萃,名师如云。罗家伦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甚为为此不惜挪用其它款项。
▲1920年罗家伦等人在纽约合影(后排左罗家伦、右冯友兰、中间坐者为杨振声)
一个玫瑰色的甜梦
罗家伦提出的治校方略是“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每个时期以三年为期。因为罗家伦赫赫有名的五四学生领袖和清华大学前校长身份,中央大学持续多时的“易长风潮”得以平息,学校 “安定”。中大开设机械特别研究班,为我国培养了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创办医学院和国立牙科学校,使中大成为拥有7个学院和40个系科的综合大学,位居全国之冠。
经过几年努力,罗家伦使得中大基本上达成了“充实”的目标。1934年,罗家伦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期”到了,决定另辟新址,建设“万人大学”,实现他诗中所言的“一个玫瑰色的甜梦”。
1934年1月,国民党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并由行政院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随后,罗家伦选定了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作为新校址。罗家伦满怀希望和憧憬,计划1938年秋新址便可落成,“完成以后,站在小山顶一望,于美丽而含蓄的校景之中,一面工厂的马达齐转,一面机械化的火犁触动,图书馆里人头攒动,运动场上几千白的男女活泼泼地跳跃,悠扬的歌声,相和相答,这不能不叫人心旷神怡!”
可惜天不遂人愿,新校址动工半年后,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12月13日南京陷落。他离职中大时还希望“于抗战胜利以后,每个爱护中大的人,是一定要把它实现的”。
▲中央大学西迁途中
“鸡犬不留”
其实,对于日军的全面侵华,罗家伦早有预测与准备,早在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时,他已着人钉制了500多个大木箱。卢沟桥事变后,罗家伦紧急组织迁校准备工作,原先定制的这500多个大木箱此时立马派上了用场。对于学校迁移地点,罗家伦力主一步迁到重庆,使得中央大学避免了其他大学数次搬迁之苦,成为迁移高校损失最少的一所。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开始迁移。中途已运到南京下关码头的图书仪器,因长江客运船只紧缺而退无计时,意外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鼎力相助,船只免费提供给了中央大学。罗家伦在敌机轰炸中有条不紊地指挥师生迁移,离开南京时随身只带了两只小手提箱,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但他拿走了一瓶在清华当校长时招待客人没用完的香槟酒,对着酒瓶发誓:“不回南京,我不开这瓶香槟。”他前脚刚出屋,后脚空袭的警报就响了。
整个迁涉过程中,最为感人的要数农学院牧场大批良种牲畜的搬迁。畜牧场场长王酉亭下定决心“不抛弃、不放弃”,连夜找来木船,装上牲畜,运过长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走宜昌……由于沿途交通堵塞,雇不到运输工具,运输队只得自行设法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犹如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缓缓前行。经过一年多、行程数千公里的艰苦长征,运输队竟然将这些禽畜一只不少地带到了重庆沙坪坝。在校门口,看着衣衫褴褛的员工,看着一只不少的鸡鸭牛羊,罗家伦感慨万千,热泪盈眶,竟孩子般地抱着这些禽畜亲吻起来,“仿佛如战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此感叹说,抗战时期有两个大学“鸡犬不留”。南开大学的“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的“鸡犬不留”,却是中大员工历尽艰辛将其全部搬到了重庆。
高校集中于东南沿海,“我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为学校文化中心”。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8月底调查统计,由于日军入侵,全国108所高校中,被破坏者达91所,占大学总数84%。
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率先开学复课。八年抗战中,中央大学教学从未间断,秩序最为稳定。罗家伦有些辛酸和自慰:“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至局部而未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青年,没有耽误学业,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据中大校友、台湾前检察院院长的王作荣回忆:“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情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著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也美极了。”罗家伦继续继续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学者,增设新兴系科,还实现了张乃燕的愿望,创办了中央大学研究院,兼任院长。中央大学也是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唯一一所全部拥有《大学组织法》规定的8个学院的大学。抗战初期的统一招生中,将中大作为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考生数的三分之二。作为当时教育部“部聘教授”最多的大学,中央大学共有胡焕康、艾伟、孙本文、梁希、蔡翘、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徵、常导直、高济宇、戴修骏、徐悲鸿等12名教授入选,差不多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对此,朱家骅欣慰道:“我逼志希担任中大校长,苦了志希,救了中大”。
▲1953年,罗家伦与胡适
“诚朴雄伟”
罗家伦发表长篇演说《中央大学之使命》,提出:“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使命,然后办理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民族有机文化“有两重含义:第一、必须大家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我们今天面临生死存亡的歧路路口,若是甘于从此灭亡,自然界无话可说,不然就要努力奋斗,死里求生,复兴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当在此意识下共同努力。第二、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成为互相协调的。如果各个部分不能协调,则必至散漫无系统,各个部分互相冲突,将所有力量抵消。所以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
中央大学的榜样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以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中央大学重点发展了与工程技术、国防建设相关的学科和项目,依然强调基础研究和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教育本来不是专指知识的灌输。人格的修养,在教育的意义上实在太重要了……培养青年良好的习惯,鼓励青年人格的修养,是在无论哪种社会,哪个民族里所必要的。这就是建立国家的基础”为此,被学生戏称为“罗大鼻子”(罗家伦鼻子特别大,因此有同学写打油诗道:“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沙坪打喷嚏,磐溪雨蒙蒙。”)的罗家伦不惜亲自上阵,经常对学生发表演讲,鼓舞士气。这些演讲后来集成《新人生观》一书,“献给有肩膀,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
▲南大校史博物馆,大厅印着罗家伦定的校训
罗家伦提出了“诚、朴、雄、伟”四字校风。“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朴”,就是质朴和朴实;“雄”,就是大雄无畏、雄厚的气魄;“伟”,就是伟大崇高,力避门户之见,敢做大事,能成大器。
罗家伦希望通过发扬“诚朴雄伟”的新校训,来使学生安心求学,并建立首都最高学府“涣映大风”的气度,“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树立崇实而用笨功的朴厚学术气象,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纤细文弱的颓风,以造成一种伟大崇高的意境。如此这般,中大便可以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自任”。
“诚朴雄伟”四字对中央大学乃至其后的南京大学影响极为深远。“东大学者,慕真务实,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究义利之别,明诚伪之分,浸身于学问之中,不恋权势,不苟流俗,洁身自好,外人曾可惜以东大不出显要为憾。唯东大师生,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于抗日期间读书中大的校友王作荣在《沙坪之恋》中详细描绘:“中大的教授团,一如中大的校风——朴实而有光辉。实际上,他们正是养成这种校风的原动力。他们平均起来说,不像其他学校教授在社会上有赫赫之名,他们也从不不安于位的满天飞。他们从不今天北上,举行一个表演性的讲学;明天南下,发表一个政治性的谈话。有时主张科学救国,有时又要民主兴邦,什么都做,就是不肯安静下来教学生读书。中大教授们只知道守住自己的岗位,每天带着智慧的微笑,默默的传道授业解惑,散发师道的尊严与光辉。中大教授穷而不滥,连兼课都不愿意多兼;困而知耻,曾经有一位教授因夫人不知规定多领了一份津贴而引咎自杀,现在到哪里去找这种廉介之士,他不杀别人就已经够好了。中大教授们对学生负责,对学术良知负责,因此当别人出书像印报纸那样轻松时,中大教授惜墨如金,不肯轻著一字。中大教授团多的是饱学之士,但愈是饱学,便愈知立言之不易,其实他们是过于谦逊了。他们一生的智慧学问的结晶,已随或将随他们的逝世而归诸尘土,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损失,自然更是我们学生的损失。”
当时的中央大学是中国培养科学家最多的大学,自南高、东大至中央大学,师生中共有90多人成为学部委员,约占全国学部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李四光、童第周等5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截止到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中,有230多位南大校友;SCI论文90年代初曾连续八年位居全国高校第一。鉴此,南京大学后来将“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列为校训。后面四字出自罗家伦亲自为中央大学所写的校歌——“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师资、学科、设备等诸方面都超过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共4719名,超过西南联大一倍多。中央大学“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注重对学生人格培养的大学使命以及“诚朴雄伟”的大学精神意义深远。
▲罗家伦手迹
十年间,罗家伦将困顿动荡的中央大学一手打造成国家最高学府,原因首先归结于个人能力。如当时在校任职的史家沈刚伯几十年后所言:“志希先生之出长中大,适在该校解散整理之后,其实校内师生颇不能安心教学。先生以谦虚的态度得到教授的支持,以坦诚的胸怀得到同学的信服,以廉察勤谨处理事务,而使百废俱兴,更以极明慎的选择聘任新教授以充实各院系的教学。这就把一个闹了大半年风潮的学校很顺利底纳入正轨,一恢复了它旧日所有敦品力学的校风,使其以后虽经大乱而仍不变。”罗家伦一直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赏识,他在上任之初提出的三个要求“经费应该切实维持与保障;请循常规,对校长予以专责及深切之新任;如有建设计划,请督促其实现”基本上都获得满足。
1940年前后,重庆物价暴涨,十倍于战前,学校经费拮据,难以维持,罗家伦实感“筋疲力揭,再也不敢继续下去了”,遂于1941年7月提出辞呈。罗家伦辞职的导火索在于他和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争执。罗家伦提出“充实学校的图书仪器等等的设备,是防止青年走向共产党的好办法”。孔祥熙则反驳:“一般青年的趋往共产党所办的学校,其设备未必比中央各学校更为完善,青年学生的所以前往陕北,真如王委员所说的还是精神上的原因占多数。”罗家伦随后上书蒋介石辩解并提出辞职。实际上,相对于其他中央大学校长,身为国民党员的罗家伦积极地推行“党化教育”。1941年7月15日,行政院通过了罗的请辞,并决议任命顾孟余接任。他的学生后来感叹道:“像他这样有诗人气质和士大夫教养的人,宦海浮沉,注定失败。”
从1932年到1941年,罗家伦执掌中大的十年,是中央大学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罗家伦自己最美好的十年。
1943年,国民政府积极建设西北地区,以增强抗战能力,派罗家伦为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罗家伦在任上最早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并阻止了盛世才独裁新疆。1947年,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度大使。当时,印度刚刚独立,国旗本想以甘地革命时期纺织土布的纺纱机做图案,罗家伦则建议去掉木头架子,只剩一个圆轮以示生生不息之义,印度政府对此欣然接受。1949年去台湾后,罗家伦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
1963年全家福。前排左起:罗家伦抱次外孙女张一娜,长外孙女张一纶、张维桢,后排左起:长女罗久芳,夫婿张桂生、次女罗久华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而逝世,享年72岁。
罗家伦去世后,台湾“学术界同声哀悼”,对罗家伦生平和思想有几个基本公认的判断:一是对在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和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二是对其对“党国”的忠诚予以褒扬;三是公认为罗家伦是“书生报国的典型”,“他并不是空发议论的书生,而是由治学及治事才能的学人”。罗家伦一生最杰出的功业还是在教育领域,他一手奠基了清华大学,一手振兴了中央大学,这在民国教育界绝无仅有。蒋介石为罗家伦题颁“学渊绩懋”挽额,在1970年8月明令褒扬:“北伐之役,效力投艰,尔后迭长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为国育才,士林推重……”和其师朱家骅一样,罗家伦一生在“为文化拓荒,为祖国殉道”,如王隶均先生所言:“他们那一带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交织了希望和失望,闪耀着理想和现实撞击的火花”。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时既要推行党化教育,又得坚持学术独立。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说:“多年来对大局的焦虑,令他的心情渐趋忧郁和悲观。”这是所有时代对知识分子共同提出的两难命题。他对蒋介石怀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情节,就更加“忠君与忠己难以两全”。
纯粹政客或学者都不可能像朱家骅一样一力承担中研院二十多年,也不可能像罗家伦一样完成中央大学的振兴大业。罗家伦的志业、探索在今天依旧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选编自拙作《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获2015年凤凰好书、江苏好书)
●●●作者简介:张守涛,青年学者、文史作家,南大硕士,大学老师,出版作品《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先生归来》《凡人鲁迅》《书香留韵》,个人原创公号涛声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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